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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灾区两个10岁男孩葬礼:生命损失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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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上去,汉旺镇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悲伤了。不错,在“六一”儿童节这天,这里的镇中心广场甚至显得喜气洋洋。

尽管仍旧住在救灾帐篷里,孩子们还是得到了不少儿童节礼物。驻扎在这里的空军部队给230多个孩子每人送了一个漂亮的书包、一套文具和一束鲜花;志愿者给孩子们带来了糖果和布熊;一家报社运来成捆的呼啦圈、球和球拍。此外,他们还分到了镇上几个本地女孩冒着危险从摇摇欲坠的商铺和废墟中捡来的水彩笔和小玩具。

然而这些礼物,王晨和杨楠锋再也分享不到了。这天,在距镇广场两公里之外的一处公墓中,这两个10岁男孩的葬礼正在悄然进行。

两人的骨灰被装在方方正正的小盒子里,用镶着一圈黄色流苏的鲜红色绸布覆盖着。王晨的舅舅和杨楠锋的爸爸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着,一直送进公墓。

与往年儿童节学校组织的隆重的庆祝活动和节目表演相比,这个葬礼显得近乎简陋。他们各自只有三四个亲人前来送行,在燃放了两串鞭炮后,他们就被放进了水泥砌成的小小的墓穴里。

还在上幼儿园不到3岁时,他们两人就结拜成兄弟。大人们从未见他们吵过架。他们从不以姓名称呼对方,而是亲昵地以“哥”“弟”相称。他们在同一个班级读书,坐在前后排。在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之后,汉旺中心小学的教学楼倒塌下来,他们被埋进了同一片废墟。

遗体被集中火化后,两家的父母终于在儿童节前一天领回了他们的骨灰。现在,他们并排着安放,葬在同一个墓穴,不再分开。

在长满绿树的山腰上,这两个小男孩能永远眺望山下的那座镇子。他们曾经每天背着书包,走过那里繁华的街道,去学校上学。如今,那里到处是废墟,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还未倒塌的房屋,也大多伤痕累累,似乎一触即碎。

即使到了儿童节这天,这个镇子的一些废墟边,浓烈的消毒水气味中依然透出阵阵腐臭。

这场灾难,让汉旺镇突然间失去了700多个跟王晨和杨楠锋一样的儿童和少年。但现在这里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到悲伤。幸存下来的人们,在救灾帐篷外搭起简易的锅灶,从废墟里或从破损不堪的危房里抢出碗筷,用废墟上拾来的木头生火做饭,坐在帐篷外吃饭。经常,他们成群结队地到镇里的广场排起队,领取各种救灾物资。不少人忙着高价请搬家队,从危房里抢救出各种家具和电器。帐篷里,一些人开起了小卖部。生活在继续。

即使是节日里的这场葬礼,似乎也并非如想像中那么悲伤。

墓园的工人毫不迟疑地用水泥封住那个小小的墓穴,然后熟练盖上沉重的墓板。亲人们蹲在墓前,烧起纸钱和冥币。两个男孩的外婆只是喃喃地嘱咐着:“你们两个要互相照顾”,“你们要好生照顾自己”。

其中一位妈妈柔声地说:“妈妈多给你烧些钱,你在那边自己多买些糖和玩具。”

去年的“六一”儿童节,王晨得到的礼物,是一部遥控玩具赛车,杨楠锋从妈妈那里拿到了20元钱。但今年这个节日,大人们给他们供上4个苹果,两袋早餐饼干,几根火腿肠,两包方便面和两瓶矿泉水。这些“礼物”有些凌乱地摆在墓前,甚至,其中一个苹果,还被燃烧的香烛烤黑了一块。

两个小男孩的葬礼没有眼泪。“我们的眼泪早就哭干喽。”王晨的爸爸王坤叹口气说,说完他甚至咧开嘴露出一个凄凉的笑容。在整个安葬过程中,这位父亲只是远远地站着,不忍走近。

然而悲伤藏在他们每个人内心最深的地方。每当他们再次回忆起地震发生后的那些日子,这种感情就会显露出来。他们要么又红了眼圈,要么眼泪又会止不住滚落下来。

5月12日那天下午,无数房屋倒塌,浓重的尘烟腾起,笼罩在小镇的上空。王坤和妻子卿山艳,杨楠锋的爸爸杨彬和妈妈曾慧,与数百名家长一样,从不同的地点赶往汉旺中心小学。

那时惊惶的人群已经涌满了街道,一片混乱,每个人头上脸上几乎都落满泥土,“很吓人”。他们跑过“华伦天奴”的服装店,跑过“靓妆女人”、“欲望蝴蝶”的店铺,以及老陈鱼具店和罗胖子牛肉店,甚至,避过或者跨过倒在路上的死尸,冲进小学的校园。

当一眼看到儿子所在的四年级(3)班的教室已经从4楼垮到一楼时,卿山艳一下瘫软,往地下跌去,幸好高大的丈夫一把抱住了她。

数百名家长围着废墟声嘶力竭地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许多人嗓子都喊哑了,有人嗓子甚至喊出了血。

废墟里的孩子们也在呼应:“爸爸妈妈救命!”“叔叔阿姨救救我!”

在一片杂乱的叫喊声中,杨彬和曾慧甚至觉得听到了儿子杨楠锋的回应:“嗯,是我。”但王坤和卿山艳没有听到王晨的声音。人们开始疯了一般在废墟上徒手刨挖,双手鲜血淋漓也不停下来。

在这个约有6万常住人口的镇子里,地震这一天,除了汉旺中心小学外,另有一所幼儿园和一所技校部分垮塌,两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教学楼倒塌。

站在东汽中学的废墟旁,38岁的陈雪梅一度抱定希望,她的丈夫3年前在杭州一个建筑工地上死于事故,她想,她17岁的儿子周琛怎么可能还会死呢?“老天爷不会对我这么不公平。”

震后第三天,废墟中渐渐听不到孩子的求救声了,但她仍没有绝望。

直到废墟里开始传来尸臭味,陈雪梅才开始绝望。但她一直没日没夜地守在现场,因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每从废墟里抬出一具遗体时,她都要上前辨认,生怕漏过自己的儿子。她逼自己喝了一点牛奶和稀粥,好让自己有体力坚持下去。实在太累了,就回到家人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小睡一会儿。平时10分钟的路程,那几天她要花40分钟才能走完。

她的腿肿了起来,蹲下和弯曲会剧痛无比。就连上厕所,好不容易蹲下去了,自己却站不起来,必须让婆婆拉起来。躺在床上,浑身疼得不能翻身。

那几天每天都有好几次,麻木感从四肢袭向心脏。她觉得自己快要失去知觉了,于是使劲地攥紧拳头,不停地深呼吸,以缓解麻木感。“我一定要坚持住。”她这样对自己说。

甚至当她身体已近虚脱,开始拉肚子,平生第一次拉在裤子上时,她还是固执地要去现场守着,因为她必须要见儿子最后一面,“我要等一个结果”。

当5月18日早上,自己的儿子周琛终于被从废墟中掏出来时,这个瘦小的女人已经守候了138个小时,没有洗脸,没有刷牙。隔着约10米远,她一眼就认出了儿子印着一头驴子的T恤和白色的运动鞋。

“看到儿子被抬出来,就像有人拿刀捅我的心。”她说话时眼圈通红。3年前,丈夫死后,她因为哭得太多,眼角下、颧骨上方的皮肤都被泪水蚀烂了。这一次,“眼泪水又哭干了,没有了。”她摇了摇头说。

她记得,儿子周琛那天早上第二个被掏出来,也是从那片废墟里掏出的第308号死者。他死在教学楼逃生的廊道内,掏出来时身体还是软的。

他与其他9个学生同一车被拉进殡仪馆,他们都是17岁。

他的骨灰被装进一个瓷坛,陈雪梅捧到手中时觉得,“那个坛子好烫好烫”。

“他1米79的个子,现在怎么就这么一点儿了?”她喃喃地问。

但与丈夫的死不一样的是,这一次,对陈雪梅来说,她的悲伤只是集体悲伤中的一部分。

与她同住一条巷子的邻居中,有5户人家的孩子死于地震中教学楼的倒塌。她的亲友中,姨妈的外孙、姑婆的重孙以及一位好姐妹的双胞胎女儿之一,都死在了学校。只有想起这些,她才略微感到一点解脱。

我总觉得他没死 只不过走到别处去了

悲伤似乎渐渐从白天遁入黑夜,从人前退到人后。

白天在外人面前,陈雪梅甚至偶尔还会面带笑容。与其他遇难学生的家长见面,彼此也不再流眼泪了。

但只要静下来,一个人呆着,她就会想起那些天的情景,还有儿子平时的样子。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来回闪现。这段时间以来她有些恍惚,连自己的手机号码都记不住,牙膏、脸盆之类的日用品,刚刚用过,放在那里,一转身就忘了。但那一幕一幕,她却都记得清清楚楚。

杨楠锋的妈妈曾慧,是个语速很快、说话爽脆的女人,看上去似乎不像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在儿童节的前一晚,她刚刚抱回儿子的骨灰。坐在她家的帐篷外,她跟邻居聊着家常。时不时地,还会响起她的笑声。

这一天,她还打开儿子的骨灰盒看了一眼。“我就是要看看我儿子啥样子。你没看见,人骨头雪白。”她甚至这样对邻居说。

但是静下来的时候,她会感到悲伤。“人多的时候没得事,一个人呆着,咋个不想?”她说。

她忍不住要从随身的挎包里拿出儿子最好的照片来看看。那是4年前“六一”儿童节时她带儿子到照相馆拍下的照片。这一天,因为学校组织庆祝活动,杨楠锋眉心点着一个红点,两腮擦了胭脂,还抹了一点口红,穿着NBA11号球衣站在镜头前。

她用手指反复摸着照片上的儿子,自顾自地说:“好乖哦!你看他好乖哦!”这个时候,她的眼圈发红,声音哽咽。

她又拿出儿子一本影集来看,翻到儿子最新的一张照片,摄于去年冬天。儿子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虎头虎脑地笑着。她盯着照片看了好一阵,说:“我总觉得他没死,只不过走到别处去了。你看这照片,活灵活现的,好像站在我面前一样。”

而她的丈夫杨彬,一个温和的男人,至今连儿子的照片和衣物都不敢看。这些天出外搞运输的时候,即使开着车也无法集中精力,儿子的那张小脸总在眼前晃。

另一个叫朱丹的女人,尽管她家的房子在这场地震中损害得并不严重,但她和丈夫“连家都不敢回去”,因为屋里全是儿子的东西。而她的丈夫李昌贵,一个看上去乐呵呵的男人,提起儿子时会突然泪水涌进眼眶。

自从他们的儿子鼻子里嘴里塞满沙子“像睡着了一样”被抬出废墟后,他就开始喝酒。“喝酒可以麻痹自己,不喝酒就睡不着。”他摸着自己的光头说,“到现在我的脑壳还是晕的。觉得做什么都没得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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